【中国能源报】“十一五”节能减排开始冲刺

 　日前，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公布了今年1-7月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辽宁、江苏、河南、广西、贵州、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共9个省（区）被列为一级预警等级。发改委表示，上述地区节能形势十分严峻，须及时、有序、有力启动预警调控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今年6月份公布的2009年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显示，此次一级预警中的辽宁、江苏、陕西、宁夏四个省份在2009年度考核中位列超额完成等级。

　　短短几个月，这四个省份何以从“优等生”变成了“劣等生”？再联系到最近拉闸限电席卷全国，各地纷纷突击“减肥”，专家认为，考核的数据统计有出入，而且考核方法应该改革。

　　一级预警为什么有9地之多？

　　在6月份公布的考核结果中，只有贵州和新疆两省区“不及格”。然而，这次的晴雨表可谓是雨多晴少，有9个省市进入了一级预警等级。

　　全国高科技节能减排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马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据统计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节能减排监督力度增大，有关部门对节能减排的数据统计把关非常严格，因此和以前数据有出入。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计算的过程中，由于物价水平、消费比例等一系列因素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误差。另外，地方与国家的统计数据出现差异，也会造成数据失真。

　　再者，大部分高耗能行业在三四季度步入产能释放期，某些行业产能逐步回升，带动省份耗能增加。“今年上半年是工业产业的喷发期，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大型工业产品需求高。 冶金、电力、煤炭等基础行业的能耗增加是正常现象。”马强说。

　　8月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显示，我国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09%，这无疑给“十一五”节能减排增添了新的压力。直至去年底，只有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完成目标，大部分省份离其目标较远。由于“十一五”减排呈现前松后紧的态势，因此今年后半年压力倍增。

　　除了这些共通的因素，辽宁、江苏、陕西、宁夏4个省（区）3个月之间由“超额完成”变成“一级预警”的背后原因也颇值得玩味。侯宇轩分析，这其中有人为的因素。“十一五”减排中大力依靠的是行政手段的控制，行政手段虽然见效快，但是不宜长久，一旦出现疲软，落后产能将会出现“死灰复燃”。另一方面缘于这些省份的产业结构特性。这四个省份在上半年高耗能行业产能回升速度较快，而且，由于实行过优惠电价，耗能较为严重，高耗能行业集中贷款现象较为明显，导致环保资金的有效利用率不高，从而引发高耗能行业逆势增长，加大了减排难度。

　　拉闸限电限制了谁？

　　最近，全国各地刮起了拉闸限电风，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突击减肥”。为什么这些地方不早早预备“减肥计划”，一直到冲刺阶段，才搞突击呢？

　　采访中，记者发现，由于“两高”产业对经济发展和居民就业有贡献，地方政府难以舍弃，甚至有些人怀有这样的心思：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是不是动真格的？别人不减，我减了，岂不吃亏？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关系，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难题。对此，社会各界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是第一位的。节能减排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和老百姓生活质量为前提。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提高经济质量，是节能减排的本质基础。也有一种声音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快。把经济增长控制在一定水平，对于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甚至是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益处的。

　　无论如何，在节能减排目标不完成就要被问责的压力下，通过限产的方式控制电力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做法，已经被很多地方采用。1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8月份用电量数据，重工业用电量出现了罕见的环比负增长。部分电力专家认为，地方政府的拉闸限电举措是主要原因。

　　除了致使用电量失真，盲目的限电限产还造成相关产品价格上升、企业完不成订单违约等负面影响。据报道，现在拉闸限电出现扩大化迹象，已经蔓延到非高耗能企业，直接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

　　国家发改委尽管点名批评了部分地区非常规的做法，但同时仍强调，国务院要求各地对落后产能坚决依法关停淘汰，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业内人士预计，发改委提出的预警调控方案，仍然避不开限电限产的路子。只不过是避开地方自主限产的盲目性，在确定限电领域时更注重科学合理性。

　　“这是一次阵痛，是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压力下无法避免的结果。”马强说。

　　考核标准够节能减排吗？

　　节能减排不能空喊口号。采访中，多位受访者表示，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过程中急功近利。非常规限电除了制造漂亮的数据以外，并不能产生任何意义上的有利效果，甚至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后续节能减排带来潜在压力。

　　“现在采用的节能减排指标考核方式属于一刀切的办法。在‘十一五’初期经济增长比较粗放、能耗很高、经济调整相对落后时是有价值的。但到了‘十一五’末期，这种考核方式对经济增长反而有制约作用，而且一些高耗能行业的能耗并没有真正降下来。”马强对记者表示，以发电为例，我国每度电的成本大约为370克标准煤，国外先进水平为大约300克标准煤。这中间的差距不仅仅是技术的原因，尽管我国超超临界机组上马很快，问题是在实际运用中有很多不合理和浪费的地方。“政府和专业人员更应该关注基础工业的能耗如何降下来，而不是简单地限制发展。”马强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之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单位 GDP的能耗并不反映实质的能源效应，尤其对欠发达地区是不太合适的。这个指标的科学性值得考虑。考核的原则应该是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浙江省湖州市电力行业协会高级经济师卢炳根认为，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容纳空间、各行业的排污量对环境质量影响程度，按地区经济增长需求分解落实年度指标，同时再加以全国总量调控平衡，在此基础上充分兼顾相对落后地区的局部困难，避免发生贫富地区顾此失彼的现象。

　　专家提醒，目前的考核方式易导致只注重淘汰落后产能的结构节能，而忽略了技术节能与管理节能。作为全国高科技节能减排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强认为节能减排应充分发挥高科技的作用。他建议，可以按行业制定节能减排的标准，把钢铁行业、电力行业等进行细分，同时依托高科技把能源成本降下来，在国际竞争中形成优势。“怎么把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化成动力，这是对政府执政智慧的考验。中国的节能减排不能一刀切，否则可能是切了不该切的东西，这样的节能减排政策本身就是不节能减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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