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经新闻】反向创新:技术升级的中国路径
自12月1日起,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至此,我国内外资企业税制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彻底终结。这也被不少人看作“市场换技术”策略的终结。
“市场换技术”换来了什么
1984年底,中国外贸部门拟议进口日本五十铃公司4万辆轻型卡车。时任中汽公司董事长的饶斌打报告给中央,要求在进口汽车的同时,作为附加条件,无偿引进五十铃的动态技术。此后,广州标致、北京吉普、上海桑塔纳相继成为“以市场换技术”的载体。
除了最典型的汽车市场,很多产业也相继走上了“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主要的方式则是给外资企业提供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超国民待遇”政策保障。
“实践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是完全失败的。”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的产业分析师曹寅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他是该策略的坚决反对派。
事实上,曹寅代表了一大批人的观点。支持他们观点的最大例证就是汽车工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汽车市场成为合资车的天下,作为合作方的中方,始终难以破解核心技术。在其他很多行业,情形类似,“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也被认为基本是失败的。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黎雪荣则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分析指出,这种策略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在引进吸收利用方面取得的成绩,外国企业对于技术封锁和保护加大,对于技术输出显得格外谨慎和小心起来。另一方面,中国有一部分企业面对“市场换技术”,奉行“拿来主义”,心存依赖思想,不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投入,缺乏进行技术改进的积极性,难以“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相反,还会丧失了原有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得不偿失。
但是,这类观点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这样的评价是完全不客观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丹辉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推行有其历史原因:“那个时候我们有什么?只有市场,我们别无选择。”
杨丹辉认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推进是有很大成效的,这种引入竞争产生的示范效应推动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这种溢出效应是不可小觑的。
安邦咨询研究员李浩也指出,中国汽车行业所经历的问题不在于“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彻底、坚决地执行既定的策略。包括一汽、东风和上汽等在内的几大汽车龙头企业在合资发展的过程中,被短期的市场占有率和高额利润所吸引,缺乏长期的技术模仿、创新动力,并不能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有问题。事实上,奇瑞、吉利等蓬勃发展的汽车民企正是依靠长期积累的人力、技术资源,这与“以市场换技术”是分不开的。中国高铁近年来的发展,恰恰是“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成功的明证。
但是,所有的人都承认,既往推行的策略在引进技术的实际效果上并不理想。杨丹辉指出,导致这种局限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竞争,任何企业都不具备技术输出的动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由于享受了过多的优惠条件,外企的经营成本比境内企业低廉很多,即使外企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在中国内地也能较好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没有技术输出的压力”,这样导致众多效率低下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内地,而这并非中国希望的局面。
如何破解技术“黑匣子”
李浩认为,“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并未过时,相反却应该更广泛、更深入地执行,因为即使一些外资在抱怨和警惕,认为中国正在系统化地攫取他们的技术,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在中国及海外市场上与他们竞争,但中国的市场依然是他们不可抗拒的诱惑。
那么,如何破解以往策略执行中的问题呢?如何才能“逼迫”外企真正转让出核心技术呢?
2008年,徐工决定从和卡特彼勒合资了十几年的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退出,转而成立自己的挖掘机生产企业。徐工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遭遇完全失败。
徐工作此决定的原因是, 1995年徐工集团与卡特彼勒共同投资8200万美元、以40∶60的股份比例入股合资公司时约定,合资企业成立后徐工将不得再生产挖掘机。徐工因此失去在挖掘机市场的大把机会。
十几年的合作让徐工觉得得不偿失:随着增资扩股,徐工的股份逐渐减少至15.87%,卡特彼勒从合资企业中获取了绝大部分利润,徐工只能分享一点分红。同时,“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也没有实现,合资公司只是成为挖掘机的组装环节。
“徐工遭遇的正是典型的‘技术黑匣子’,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合资过程都有此经历。”曹寅指出,“技术黑匣子”正是我们让出市场却没换来真正技术的最大问题。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系博士耿殿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国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企业方面,应摒弃技术依赖,集中资金和研发人员在关键领域上,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和自主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在一些不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域,政府应设置国产化比率,让外国厂商主动寻求与我国厂商的合作,使我国厂商在技术合作中占据主动优势。
以巨大的市场份额为前提的国产化率确实是一个可资谈判的条件。按照中国国家能源局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我国核电装机容量至少要达到7500万千瓦,未来10年投资将超过9300亿元。而目前我国核电设备国产化率仅为50%,也就是说将有近5000亿元由跨国公司来分享。
如果能对核电设备制造的国产化率进一步硬性规定,无疑将极大推动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合作的积极性。“这样的市场,要求一些技术转让,并不过分。”李浩指出。
“一流产品销往欧美,二流产品销往日韩,三流产品销往中国”,这是流行很久的一句话,也很精辟地概括出了各个市场上产品技术含量的区别,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更倾向于销售较低技术含量产品是市场换技术策略不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即杨丹辉所指“市场没有给跨国公司输出高技术的压力”。
不过,这一现象有望很快得以改变。自12月开始,外企不再享受税收优惠,这种“超国民待遇”的终结将大大降低外企在中国市场的比较竞争优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水平的提高迫在眉睫。
“反向创新”路径的摸索
事实上,除了以市场换技术,另外一条通过“反向创新”来进行技术升级的路径正在中国日渐清晰。
“‘山寨’正是中国反向创新能力的异化,若能善加引导,有意识地善加利用,将有效实现中国的技术升级。”曹寅指出,近年来诸多山寨产品在中国涌现,这一方面是技术盗版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中国破解新技术的水平非常高,具备基本的反向创新的能力,即对既有高新技术消化的能力,但是同时在进一步创新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缺憾。
所谓“反向创新”实现技术升级并不新鲜,正是近年来在高科技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的日韩所走过的路。
以韩国为例,韩国的高科技企业针对自己所处的不同技术阶段以及技术的知识特点,灵活地采用不同的技术学习模式和升级策略。
当技术成熟且简单时,本地公司通过反向工程,模仿分解来制造外国产品;当技术超出本地公司的能力时,它们可以依靠国外技术特许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努力消化、吸收进口的技术;当技术处于中间阶段,本地公司可以增大内部研发加强技术转让谈判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当技术处于新型阶段,它们在发达国家内建立研发前哨、并购研发密集型外国高技术公司,以及同主要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
例如,三星在80年代早期为美国通用电器进行OEM生产微波炉,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制造技术,并分析设计原理,90年代初逐渐过渡到为通用提供ODM服务。最后,三星的微波炉开始占领大部分国内国际市场,成功实现OBM转型。一些领域也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目前,中国也开始在这条路上慢慢摸索并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成功。
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便是成功的例子。当年与中国签下技术转移的跨国高铁公司如今悔不当初,它们没有想到,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高铁公司就消化并创新了它们转让的技术,并迅速成为他们在海外的低成本竞争对手。
据铁道部运输局综合部主任李军介绍,中国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都是中外企业联合设计生产的中国品牌高速列车。中国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是在时速250公里技术平台上,通过技术升级研制的,主要技术指标全面领先世界。中国时速380公里的高速列车,是在学习借鉴、系统集成国外高速列车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再创新,突破制约速度提升的一系列关键技术,研制生产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国际上一般认同的创新标准是技术内涵突破达到15%以上。就整个高铁系统来说,在时速300公里左右,每提升30公里,就是一个技术台阶。不论从整体、部分还是专利来说,中国高铁技术体系都是创新成果。截至2010年3月,中国高铁已经申请了946项专利,中国高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通过反向创新实现技术升级的关键是要具备后继创新能力。”曹寅指出,山寨产品之所以被称为“山寨”就是因为其技术完全是抄袭,没有自己的创新,因此,在技术上就只能处于“跟随”的地位,而不能实现在全球工业中技术地位的上升。“我国的创新能力仍显薄弱,例如,从技术创新度来考量的话,若中国的创新度为1,则韩国约为1.1,日本为4。”
虽然有高铁技术研究创新的成功例子,但不得不承认,曹寅指出的仍是严峻的现实。有专家指出,之所以创新不足,很大的原因是缺乏对引进技术后的“消化吸收”的投入。2003年,我国工业企业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仅为1∶0.06,这与高铁技术的研发投入相差悬殊,数字显示,参与高铁研发的企业,这一比例达到了1∶3。
除了通过技术转让获取先进技术并加大投入来消化创新之外,耿殿贺指出,政府还应采取一些措施引进这些高新技术,比如鼓励国民积极购买国外创新的产品,并为其提供风险担保,同时政府对这些产品加大采购力度,引导外国企业将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投入中国市场,为中国企业研究消化技术提供样本。
原文发布地址: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24/21309160741.shtml (中国产经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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